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

[29] 王守仁：《答顾东桥书》，见《王阳明全集》，吴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⑤] 不过，此次会议本身并没有生活儒教和生活儒学的区分。

然而如果没有诚，那就没有任何物的存在。但笔者的生活儒学远不仅仅是提出概念，而是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这就是生活本源论（Theory of Life as the Source）或生活存在论（Theory of Life as Being）。此外，尚可参见：杨生照：《生活儒学》，张岱年主编《孔子百科辞典》修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他们活用父为子纲，试图为现代中国人恢复父权、家族主义。

然而在儒家的话语中，诚其实就是说的真诚的、本真的情感：仁爱。[61] 他甚至说：亲亲，仁也。关键词：道德、协调性规范、自为性规范、道德效益、止恶制度。

就下来说，诸多中外社会学和犯罪学的统计数字和研究结果表明，贫穷（包括看不起病）和犯罪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如李斯特就说：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也是遗传素质所以质变的培养液。此外，道德的直接维系后盾是社会舆论与个人信念，也不同于制度所拥有的直接后盾，即组织权力、国家机器和合法暴力。止恶是指对任何毁弃约定俗成、破坏道德的行为，要进行事前防范和事后惩罚，以此杜绝交往中不讲道德的情况的发生。所以社会制度只要愿意，一旦出场，那些被社会制度视为不能容忍并列为惩罚对象的不道德行为，就应该烟消云散，不复存在。

也许有人会说，你说的这些如果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吗？如果根本没有，那以这些假设为前提推出的结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谓额外代价之说就不能成立。道德之所以能使人自我完善，则在于道德作为规范总和，除了内含协调性规范之外，还含有自为性规范，也可谓自理性规范。

反之，在某一时刻，只要有一方开始背信弃义，不讲道德，另一方就不得不马上去扎篱笆墙，这时道德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好处就难以为继了。因为协调性道德规范的存在和功能表明，一个人人讲道德的社会，自然就是一个有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会，而一个有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会，自然就是一个稳定、有序而平稳发展的良性社会。进而可知，我们若想逆转道德滑坡的颓势，让人们重新变得愿意讲道德，就要对症下药，将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负效止恶制度全都检查出来，一一加以纠正，使其变得好用、灵验、有效，而且是有长效。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说，除了那些还未完成社会化的未成年人中，有因无知而违反道德的之外，其他绝大多数的恶行，都是故意而为，即为了得到自己所看重的某种利益，而明知该行为属于不道德、属于违法乱纪也要为之。

原载《中州学刊》2016年第5期。与之同理，如果说官场的腐败沉疴重症是负效制度安排所致，那么，其他所有不道德行为泛滥成灾的地方，也必是如此。如果大家都是讲道德的人，那就不会出现那么多违法乱纪的贪污腐败和刑事犯罪，国家也就不必花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侦破办案，国库的钱自然会更多。同时，这一制度安排也会使社会信誉度高的好人，因有诚信带来的优势或好处，如能获得更高信贷、更容易竞得好的社会职位、更容易达成交易之类，而愈发愿意讲道德。

继而，他们也会如好人那样，因发现做高尚之人的意义或好处而喜欢上道德，并开始自觉地提升自己的道德人格。我则根据道德的起源和特点的线索，给出了一个自认为可以经得住任何挑战与质疑的定义。

一方面，人人都说道德好，无人不痛恨、不谴责不道德的现象，而政府也总是在强调并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及道德建设。这两种特定需求即形成和谐人际关系的需求和自我完善的需求。

关于道德是什么的问题，学界一向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并且始终未获统一。同时可知，社会制度安排者光有好的止恶动机还不够，还得多动脑筋，想方设法制定出真正有效的止恶制度。而那些所谓社会不存在道德滑坡的种种辩词，则均可休矣。比喻地说，你不到别人家偷东西，别人也不到你家偷东西，相互之间才不需要扎篱笆墙，这样道德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好处才能持续下去。显然，只有你信守承诺，他也信守承诺，你们之间的交易才能进行下去。社会制度因有掌握众多赏罚权力的国家机器和合法暴力为直接后盾，可以通过剥夺人的各种资源或利益而对人进行种种严厉惩罚而形成巨大强制力，这就不似社会舆论的惩罚，因仅能剥夺人的名声、声誉而强制性不够。

前者如勇敢、坚毅、刚强、刻苦、自立、自信、自尊、自强、豁达、乐观、明智、智慧、勤奋、开拓、创新、激流勇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等，后者如贵己、重生、全身、尽年、自保、自爱、节制、节俭、制怒、隐忍、顺世、遁世、游世、无为、与世无争、安贫乐道、清心寡欲、不为物悲、知足常乐、宁静致远、激流勇退、韬光养晦、能屈能伸、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等。俗话说好邻居不扎篱笆墙，此喻甚佳。

与之同时，这些道德风尚良好的国家，恰恰也都是举世公认的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这时，从整个社会来说，道德就重回人心了，而包括经济效益在内的所有社会效益，也将随之陡增。

那么，究竟会是什么人会在什么情况下放弃约定俗成，不讲道德，从而使基于道德的合作中断、中止？不外两种，一是无知即不知有约定俗成的道德的人，一是为了得到其他的好处而抛弃道德的人。其中，一为覆盖所有行为主体的社会征信制度体系，一为恰到好处的高福利社会政策。

[⑨]就上而言，则合乎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解释，即人们大都是在生理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才会开始将包括归宿感、爱、自尊、他尊等在内的道德价值和精神性需要变成自己的优势需要。一是直接借鉴模仿世界各国同类止恶制度中的最有效制度来修正自己的原有止恶制度。可以保证，只要我们如此这般去做，道德蔚然成风之势必成。但其一旦成功，就能使我们在这个社会事务的管理上反超国际先进水平。

如果大家都是讲道德的人，那国企就不会有穷庙富方丈的现象，大量本属于全民的资产就不会流入少数私人腰包。由此可知，因为人们不讲道德和社会道德滑坡，已使我们为之额外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经济代价。

[⑤]如是，制度安排的后方优势自然也可以运用于对各种负效止恶制度的改革。可是问题又来了：难道我们一直以来不是都有防止各种不能容忍之恶行的制度吗？为何还是止不住它们的生发、泛滥？ 这是因为，制度本身有好坏优劣之分，制度的止恶效果也有好坏优劣之分，而我们国家的止恶制度安排，从实际情况看，不得不承认，大多都是无效、低效甚至负效的，可谓劣制。

如假冒伪劣在我国的长期泛滥成灾，就是由于我们的反假冒伪劣的制度安排一直低效、失灵，奈何不了假冒伪劣这些代价包括没人愿与之交往交易，无法获得好的职业和职级，在有需要时没有任何人愿意为其提供任何担保，也没有任何机构愿意为其提供任何信贷。

[③] 《墨子·兼爱中》。如果说协调性道德是用来规导、调节人与人之间或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的，以指示各主体应如何相互对待、如何相互交往，那自为性道德首先是用来规导、塑造主体自身的。而这些巨大代价，本来是可以成为社会财富总量的巨大增量的。可以预见，当这样的社会状况持久地延续，好人的道德境界自当会越来越高尚，而当初的坏人，也会由于反复地靠合乎道德的方式获利，使得按道德行事逐渐变成了自己的习惯，从而完成从不讲道德的坏人到讲道德的好人的转变。

显然，只有你信守承诺，他也信守承诺，你们之间的交易才能进行下去。但制度不惩罚，不等于社会不惩罚。

其一，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其特殊性在于它出自人们的约定俗成，而不同于法律、政策、体制、纪律、规章等制度性社会规范，它们均出于组织的制定。一是直接借鉴模仿世界各国同类止恶制度中的最有效制度来修正自己的原有止恶制度。

[④] 北岛：《回答》，《今天》1978年第1期。如果大家都是讲道德的人，那就不会有人为了一己之私而掠夺毁坏自然资源，污染糟蹋生态环境，导致每年都要不断地投入大量社会资金进行治理、恢复……这样的如果，实际还可以罗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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